世紀轉折之際曾經有人大膽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然而，何以中國會於此時扭轉頹勢，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強國？預言者的解釋似乎僅停留於「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類風水輪流轉的宿命論。不久前央視的《大國崛起》企圖尋找西方崛起的理由，但既缺乏從整體上探究歐洲發展原因的思路，又沒有反思西方強勢何以能夠長期持續的機制。換言之，是否應該將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地區的停滯與西方文明的近代起飛看成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面向？即是說，預測中國的強盛既需探究中國長期停滯的緣由，也需討論西方近代強盛的秘密。放眼世界，無論是對中國落後還是對西方先進的討論，我們仍然需要將眼光投向西方。

經濟世界中心轉移

　　今年是德國保守思想家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問世九十周年。斯氏當年對包括古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阿拉伯、歐洲等世界八大文化形態進行分梳比較，認為文化如生命有機體一樣，有從童年、青年、壯年到老年的演化過程。斷言二十世紀的西方正處於其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衰落已無可逆轉。斯氏當年西方衰亡的悲觀預言如今並未兌現。二戰之後世界雖然旋即進入冷戰，但西方卻少有斯賓格勒悲觀論的傳人。不過，斯氏對世界各文明體系的整體關照和預測其興衰榮y枯的思路卻沒有中斷。關於西方為何能夠後來居上，而其他文明為何停滯不前的研究著述在西方一直後繼有人。更多的學者從實證角度解釋西方的強盛和東方的遲滯。李約瑟對十六世紀前中國科技的考證和中國科學發展何以最終落伍的研究當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一九六三年加拿大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推出《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企圖從世界整體歷史的角度闡釋西方的興起和東方的落伍，甚至開創了一種所謂全球史學派。從法國的角度看，有意思的是：儘管法國學界並不缺乏以布魯戴爾（Fernand Braudel）為代表的總體歷史學派，但對西方的興起這一命題似乎並無太大興趣。直到現在為止，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一書仍然沒有法文譯本。布魯戴爾本人在其史學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裏，以「經濟世界中心轉移」的立論解釋世界的演變，其重點似乎更在於指出人類社會演進的大趨勢以及經濟世界中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區轉移的前景。也許，正是類似世界中心由西向東轉移的論點鼓勵了二十一世紀屬於中國世紀的大膽預測。